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贩婴网络调查孕妇运输成为贩卖婴儿新手段

发布时间:2019-09-14 06:34:42

  > 贩婴络调查:孕妇运输成为贩卖婴儿新手段 10:38:19

  这是一次让我们的备感折磨的采访。

  定制、生产、验货,按质定价,按需定价、一手交钱一手拿货,根据情况也会送货上门。这里谈的不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,不是西瓜、白菜、鸡鸭猪羊或者彩电冰箱,谈的是孩子,准确说是婴儿,刚刚出生。比起我们的日用商品,价格算得上贵重,男婴四五万,女婴一两万。

  罪恶贪婪的人贩子们,有些时候根本不需要“拐”,只需要“卖”,因为云贵川的贫穷山村,会有一些父母,愿意把新生幼儿卖给他们,任由他们卖到千 里万里之外的河北、河南、福建、山东,卖到那些相对富裕的乡村,卖给那些需要男孩女孩的家庭。卖方没有骨肉分离的痛苦,买方花钱买子也觉心安理得。甚至人 贩子都不无委屈,他们有利可图的生意其实还帮到了人家。

  这是让艰辛破案的刑警们深感无力的时刻。人贩子抓到了,孩子找到了,但是找不到孩子的生身父母。这些一出生就被卖掉的孩子,解救似乎成了对他们的第二次伤害。

  泰戈尔写过,每个孩子降生都带来神的口讯——他还没有对人类失望。那些还没出生就被当商品贩卖的孩子,他们长大之后,会不会对这个世界愤怒绝望?

  孩子是什么?生命是什么?我们的道德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?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历经变迁,三十年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,可我们还有多少乡村,物质困穷,精神麻木,对生命尊严极度漠视,蛮荒的面目,还像鲁迅和柔石描绘过的乡村一样?

  他们真的被“解救”了吗

  案子破了,人贩子抓到了,孩子们也被解救了,却仍然回不到亲生父母家。

  送入儿童福利院,还是留在买孩子的人家里,让他们继续抚养?这是个引发争议的难题。

  也许,只要贩婴络仍然存在,类似的舆论风波还将持续。

  聊城打拐

  6月13日,《山东商报》上的一条报道,将公众的目光吸引至山东省聊城市。

  这是一则关于“贩卖婴儿”的。2009年7月底,聊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到举报:自2008年10月以来,聊城市东昌府区卢某伙同他人,多次从四川等地向山东贩卖婴儿。

  警方调查发现,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“贩婴络”。卢某等人通过在四川当地的联系人,在云贵川等地“收购”婴儿和孕妇,然后送往聊城等地贩卖。参与犯罪的嫌疑人多达15人。

  本案被命名为“8·26”重大贩婴团伙案。

  聊城警方组成专案组,奔走于四川凉山、山东东营、潍坊等地,经过一年多的侦查,将1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,解救被贩卖婴儿14名。主犯卢某日前已被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。在山东省内同类案件中,这是量刑最重的一个。

  与此相似,2009年,聊城警方发现了另一个重大贩婴团伙。该团伙经聊城本地中间人介绍,从四川贩卖婴儿到聊城。2010年1月7日,该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“打拐”专项行动挂牌督办案件,命名为“8.14”案。

  在“8.14”案中,专案组民警先后抓获四川、云南及聊城籍嫌疑人30名,解救被拐儿童15名。目前该案已宣判,主犯已被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

  负责侦办这两起案件的聊城刑警支队负责人介绍,被拐卖婴儿多数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、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州、云南文山州等地。

  警方调查结果显示,在两起案件中,中间人“收购”健康婴儿的价格为每名5000至6000元,买家向中间人支付的价格为每名2万元至4万元。中间人负责运输、雇佣保姆照看婴儿,每个中间人贩卖1名婴儿的平均收益在1000元至10000元不等。

  除了婴儿均来自云贵川外,两起案件还有一个共同点:在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村,有人为了牟利,将亲子出售。

  孕妇介入

  谁在出售自己的孩子?

  聊城警方透露,从近年来破获的拐卖婴儿案来看,购买婴儿的人多数无子,均是通过中间人进行交易。中间人一般都称“孩子为私生子”,或称“家里因各种原因无法养活”。多数婴儿都来自四川、云南等偏远山区的贫困家庭。

  聊城刑警支队支队长殷广国,此前曾对媒体披露,在云贵川等省份一些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,因经济比较落后,当地已成人口贩卖活动的多发地。

  他称,早年这类行为多以贩卖妇女为主:人贩子将当地妇女拐卖到东部发达地区后,通过中间人贩卖给当地人做妻子。近年来,这些地区的人口贩卖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,由贩卖妇女改为以贩卖婴儿为主。

  近年来,随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、妇女犯罪专项行动的开展,为了规避风险,犯罪分子最近两年很少会选择利用交通工具运送婴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孕妇运输”成为贩卖婴儿的新手段。

  接受媒体采访时,殷广国说:“很多当地妇女怀孕到八九个月的时候,自己会坐火车到潍坊、东营等地待产。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,再通过早已经联系好 的中间人,将刚刚生下来的孩子,卖给买方。对于这些父母来说,孩子和小猫小狗一样,没什么区别。生下来就卖,卖完了再生。他们把卖孩子当成了一个赚钱的途 径。”

  回家无路

  “8.14”和“8.26”两案告破后,如何安置29名被解救儿童,成为一个难题。

  警方首先想到的办法,是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。

  目前,公安机关主要有两种途径为孩子寻找亲生父母。一是通过DNA库进行数据比对。另一个途径是:丢失儿童的父母在当地公安机关报案,当地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,请求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行协查。

  然而两个办法在29个孩子身上都行不通。

  聊城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,目前在聊城的这些被解救的婴儿,都没有通过信息库找到亲生父母。主要原因就是孩子的父母没有将DNA数据入库,原因很 复杂——有的是孩子生身父母参与贩卖,有的孩子是私生子等。“这些‘自生自卖’的父母既然打算卖掉孩子,就不会再有找回孩子的打算,数据库里自然就不会有 他们的数据。”

  第二个办法显然也行不通,“孩子父母本来就打算卖,怎么会报案?”

  聊城警方透露,被解救的婴儿中,有的婴儿父母是因家境贫寒而贩卖亲生子女牟利,这部分人往往不配合警方的查找工作,再加上有些婴儿被倒手次数太多,导致取证非常困难。公安部建立的全国打拐DNA信息库中,都没有这些婴儿父母的血样。

  “人贩子与买主卖主之间多为单线联系,双方多不会留下真实信息,这也给查找制造了困难。”殷广国对媒体称,相比解救被拐卖儿童,给他们寻找亲生父母的难度更大。

  为了寻找这些孩子的父母,专案组警方前往四川、云南等地待了大半个月,却没能找到一个被拐卖儿童的生身父母。

  最后,出于对孩子成长有利方面的考虑,在无法找到生身父母的情况下,目前这29名孩子只能继续留在买主“父母”家中。

  聊城警方暂时让买主写下一个保证书,一是保证一旦找到孩子的生身父母,便将孩子无条件送还;二是必须保证孩子健康成长。专案组民警郝杨对媒体 说,“我们与他们签订协议,将孩子继续留在他们家里,要求他们保证不得虐待孩子,一旦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,必须无条件将孩子归还。”

  聊城警方相关负责人在谈到被拐卖儿童被解救后的安置问题时表示,如果能帮助被拐卖的儿童找到父母最好,一旦找不到父母,如何妥善安置被拐儿童,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  “目前,对于被解救出来的被拐儿童,主要有三种途径进行安置,帮助孩子找到生身父母;找不到生身父母的,则由警方与买主签订保证书,即保证孩子健康成长,一旦通过DNA找到父母,则无条件送还;把孩子送到福利院。”

  “这也是无奈之举。”聊城警方打拐办负责人表示,警方曾考虑过把孩子送到福利院,但孩子在买主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,与买主有了感情。出于对孩子成长有利方面的考虑,聊城警方请示上级后,让那些买了孩子的人家写下了保证书。

  舆论争议

  6月17日,聊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内,队长殷广国婉拒了本刊的采访请求。警方知情人士透露,媒体报道之后,络上争议声不绝,给当地警方带来很大压力。

  “将孩子寄养在买主家,只是让他们获得了形式上的‘解救’,他们被拐卖的境遇,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。”聊城警方的这一举措一经公布就遭到了质疑。

  有媒体认为被拐儿童被送还买主,是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尴尬:这种行为,到底是“人性执法”,还是纵容犯罪?

  市场是打拐的重要一环,如果让买主“人财两空”,失去买的冲动,自然就没有人再生子卖钱。因此,就有律师担心警方将孩子寄养在买主家的“无奈之举”可能鼓励买方市场,可能会给公众造成“收买孩子不会受处罚”的错觉,这种侥幸心理可能会“鼓励了这种行为的发生”。

  但也有法律人士认为,聊城警方的动机是好的,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。聊城莘县雁塔派出所所长窦丁格说,实在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,把孩子寄养在 人品好、有抚养能力的买主家,不失为一个办法。 “养父母家应该都比福利院要强。福利院再好,照顾他们的人只是一种工作,不一定有爱,买主家至少有了母爱和父爱,这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。警方目前的做法, 也是将伤害降到最低。”

  对此,殷广国也表示,没办法,这或许是目前能给孩子们找到的最好归宿。这些因不能生育而购买孩子的家庭,一般都会真心对待孩子,并且通过长时间的抚养,对孩子产生较深的感情。这样的家庭环境更适合孩子的成长。

  无独有偶。据媒体报道,2003年,昆明“10·8”专项打拐斗争后,被卖到福建晋江的26个孩子,经历了警方的解救之后,同样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买主“父母”家,而10个孩子回到昆明后无人认领,最终成了福利院里的新孤儿。

  正是基于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,公安部近日下发的一份方案指出:“对于暂未找到亲生父母的来历不明儿童,可责令买主继续抚养,并告知不得虐待、转卖,待找到其亲生父母后无条件解救。”

  “但买主也一定要受到惩罚。警方要加大打击,一边打击,一边引导,坚持不懈,才能使这种现象越来越少。”窦丁格说。

  聊城打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,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。也许,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只要贩婴络仍然存在,类似的舆论风波还将持续下去。

  谁在贩卖未出世的婴儿

  当他们还是母亲腹中几个月大的胎儿时,便已经成为一桩“生意”中的待售“商品”。

  参与这桩“生意”的,有人贩子、中介、医生、买家……甚至,还包括那些胎儿的母亲。

  这是一个隐秘的贩婴络。6月15日,《京华周刊》赶赴山东聊城,试图进入这个地下络一探究竟。

  本刊 王鹏 实习 陈望

  中介

  “你放心,我手头有货。”

  人们都叫他“张哥”。

  他40岁左右,平头,身材瘦弱,肤色黝黑。他的公开身份是经营药品的商人,但熟悉他的都知道,他的业务还包括贩童,是负责沟通买家和卖家的“大佬级中介”。

  他狐疑地盯着我,深深地吸了一口烟,喷出来,任烟雾在狭小的茶室中弥漫,又沉默半晌,疑虑似乎慢慢打消,这才开了口:

  “听说,你想从我这儿买个孩子?”

  这时,我的身份是一名“大学生”,找他的目的,是希望他帮我“表哥”买一个孩子。

  找到他并不容易。几经辗转,才有知情人帮忙联系到他。他很警惕,几次改变见面地点,直到见面前半小时才敲定这家位置偏僻的小茶馆。

  见面的时间是傍晚6点半。但他说,其实他提前20分钟就到了,一直坐在茶室外面,观望形势。

  我开口询价。他几乎不加思索:

  “男孩6万,女孩2万。”

  他说,他提供的服务比一般人贩子更“高级”,他能提供怀胎7个月左右的孕妇,如果我决定“购买”,交了钱,等时机成熟便可以直接将孕妇领回家去,等待孩子出生。

  他还说,如果我愿意加钱,还可以挑选孕妇的长相和身高,以保证将来孩子的“质量”。

  “你放心,我们都给孕妇做了B超,都有医学证明。说是男孩,就保证是男孩。当然是在小医院做的,大医院不让弄这个。”

  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进入这个行当,他对这个话题似乎并不防备,于是聊了起来。

  他说,他从2000年起就开始干这一行了。那时候,他在聊城做医药代表,交友广泛。有一次,他结识了一群来自四川省资中县的朋友,酒桌上谈起了一桩“生意”。

  当时,资中县的农村经济落后,许多农妇在怀了第二胎、第三胎婴儿后,面临着要么打胎,要么交超生罚款的困境。那些朋友由此想到了一条“生财之道”。

  他们在酒桌上一拍即合。接下来,他们便开始分工协作。

  根据事先商定的流程,“生意”在西南和山东两边同时展开。

  首先,那些人贩子会通过关系获得西南各省超生孕妇的信息,想方设法上门“收购”孕妇,并将这些孕妇的信息反馈给他。由他充当“中介”,负责接洽买家。

  如果找到了合适的买家,人贩子会将待产的孕妇“运”到山东。由他负责联系医院,安排接生事宜。

  一般情况下,他会安排孕妇住进聊城的私立妇产医院。

  “公立医院管理严格,还需要结婚证和准生证,很麻烦。”

  他说,私立医院不仅能为外地孕妇提供接生服务,还能充当他的眼线,经常有医生向他提供有人想买孩子的信息。

  孩子出生后,他还需要主持一个简单的签协议仪式。他手头有一份协议样本,签署人分别是买主和孕妇。协议大意是孕妇自愿和孩子永远断绝母子关系。

  “让孕妇按个手印儿就成了。不让她们签名,我都搞不清楚她们叫啥,万一签了假名,也是个麻烦事儿。”

  至此,交易全程结束。以交易额6万元为例,他可以分到1万元,另外5万元按照人贩子和孕妇事先商量好的比例分成。

  “一开始孕妇并不多,挣的钱也很少。因为卖孩子不是孕妇的主要目的,一般给个万儿八千营养费就行。大概从2004年开始,情况就变了。其他农民一看生孩子还能卖钱,就有孕妇主动找上门来谈价钱,要求上咱们这儿来卖孩子。从那时候开始,孩子的价格就炒起来了。”

  他说,十多年来,他的“生意”越做越大,孕妇的供应地已经从四川发展到了云南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等地。最初,他接手的孕妇大多是为了躲避超生罚 款,随着“生意”不断发展,开始出现“职业孕妇”。在他接触到的孕妇中,有些已经生到了第六胎。根据他的经验,一般超过三胎就是“专门生孩子的”。

  介绍完经历,他言归正传,又谈到了我们的“生意”。

  我说,“表哥”想要一个男孩,但具体事务我还需要跟“表哥”沟通一下再做决定。

  他答应了。他说,他也同样需要一点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孕妇。

  临分手时,他又说:“你放心,我手头有货。老子干了十来年,聊城、菏泽、济宁,基本上我都跑过。从我这儿买,你就放心吧,我经验丰富,全给你办妥当了。”

  孕妇

  “生多了,卖多了,也就麻木了。”

  5天后,“张哥”又露面了。这一次他带给我的消息是:他的人贩子朋友已经在云贵川等地的农村相中了4个孕妇,目前仍在积极寻找更多“货源”。这4个孕妇中,3人已经怀孕5个多月,另一个已经怀孕6个多月。她们都不是第一次怀孕,目前分别在各自家中静养。

  我希望能见见那些靠生孩子牟利的“职业孕妇”。他拒绝了。他说,按照行规,“验货”前必须先交1万元定金,再等几个月,等孕妇的孕期到8个月左右时,人贩子会把她们“运”到济南,任我挑选。

  “都是按你提出的身高等要求来筛选的,到时候如果你不满意,可以退货,但必须说明理由。”

  他手里有一本手册,上面如同记载商品参数一样,写着孕妇的年龄、身高、地区、胎数、怀孕月数等资料。根据手册里的记载,他预计,最后能提供给我“表哥”挑选的孕妇将达到16名左右。

  我问,有没有孕妇卖了孩子又后悔的?他说,他没遇到过,但他的同行遇到过。那个孕妇又哭又闹、要死要活的,那个同行只好把孩子还给她,最后不但 把钱全额退还给了买家,还赔了对方一笔损失费。不过,这种情况比较少,一般中介和人贩子会在交易前和孕妇深度沟通,而且,“她们生多了,卖多了,也就麻木 了”。

  这一次,我感兴趣的是他的“推销”经历。他又聊了起来。

  三年前,他“推销”出了一个生到第5胎的孕妇,名叫李兰,25岁。她从18岁生下第一孩子开始,7年间共生了5胎。

  当年,怀孕8个月的李兰,被人贩子从云南“运”到聊城的一家医院。孩子出生后,哭声嘹亮,小护士高兴地把孩子抱给她看。但她把头扭开了,看都不看儿子一眼,就让护士抱走了。在场的医护人员惊愕不已,有人议论说:“这女人太冷酷了,没人味。”

  在产后恢复期间,李兰悄悄地对他说:“张哥,不是我不想抱孩子,头几次,我总会抱着孩子哭,不舍得卖。后来我也想开了,生了孩子看都不看一眼,眼不见,心不烦。”

  李兰告诉他,此前她已经和4个中介做了“生意”。聊城是她的第五站,也许还会有第六站、第七站……

  他说,李兰是云南山区的农民,一家十余口人,地里的收成还不够全家的口粮。卖孩子主要是为了钱。

  “我接触过的孕妇,基本上都是农村的,家里穷,男人又懒,很多老爷们宁可在家呆着,也不出去打工。有一些穷得实在不行了,就让自己的媳妇生娃卖。基本上一年半到两年,她们就得怀一胎,要不然家里连饭都吃不上。”

  他说,“职业孕妇”也不容易,每次“运送”孕妇,他都给她们买软卧车票,“交货”之前,他会一再叮嘱买家多给点营养费,在生产后尽可能照顾她们一段时间。

  随着“生意”不断发展,买家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。如今,他已经习惯提前给孕妇全面体检,排除残疾、遗传病等隐患。

  他说,现在城里人买孩子,大多不愿找“职业孕妇”,担心怀胎次数太多,将来孩子生出来会有问题,但农村人并不讲究这些。

  “现在都想找怀第一胎的孕妇,但价格也贵,我听同行说,还有大学生意外怀孕后把孩子卖了的,那都是天价。”

  医生

  “我手头有一大堆排着队急着要孩子的。”

  我告别“张哥”,来到了聊城市仁爱医院,见到了妇产科主任刘智英。

  这一次,我的身份仍然是一名“大学生”,基本情况如下:我的“女友”已经怀孕7个多月,在济南出生多有不便,希望在聊城接生。

  刘智英点了点头,简短报价:“顺产1200,剖腹产2000,其它费用另算。”

  我提醒她,因为我和“女友”是在校大学生,未婚先孕,无法提供结婚证、准生证等手续。

  她说,她以前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,医院可以负责接生,不需要任何手续,并提供一条龙服务。

  “没有结婚证就办不了准生证,没有准生证,你到公立医院,连孩子都生不了,我们虽然可以给你接生,但出生证这个手续是办不了的。”

  她说,2009年以前,即便没结婚,医院也可以帮忙办理准生证和出生证明,而且不额外收费,全算在一条龙服务内。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,当地计生部门开始“严打”,私立医院无法办出生证明,也就无法办理户口。

  她还说,计生部门管理非常严格,曾经给私立医院下达文件,让医院每天将没有准生证来生产的人数和具体资料上报。

  “不过你放心,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。这么多年了,一个也没有报过。”

  她建议我花钱疏通关系,从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,或者等毕了业结婚以后,拿到结婚证时,再来医院补办准生证。

  “反正我们给你登记了,到时候再办。也许过个一两年,政策就松了。”

  见我仍然有些疑虑,她脸上堆起了笑容:“像你这种情况啊,的确是不容易。都是学生,一没毕业,二没收入,三没结婚,孩子怎么养啊?”

  她试探地看看我,又说:“我建议你找个父母把孩子领养了。”

  也许是觉得我有些动心,她主动递上了一张名片:“你要是真有这个意思啊,我就能给你联系。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,朋友很多,主动求我给联系孩子的不少,我每年都能安排好几个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,你再考虑一下。”

  我问,对方给不给钱?她说,具体细节要买卖双方自己商量,不过,根据她以往的经验,如果孕妇要求给一笔营养费,买家基本都不会拒绝。

  我问,买家都是些什么人?她说,城里的、乡下的都有。有的是生不了孩子的,有的是生了女孩,想再要一个男孩的。

  送我出门时,她说:“我手头有一大堆排着队急着要孩子的,政府机关的,当老板的,都有。你们要求经济条件好点的领养人,这我们都能理解,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呢?”

  离开仁爱医院,我又去了另两家私立医院——水城妇科医院和博爱医院,以同样的方式接触到了妇产科主任秦月茹和王威。从他们的口中,我得到的是与刘智英相似的答复。

  买家

  “很多家都要(买)了孩子,不算个事。”

  究竟有没有人通过医院和中介买到孩子?

  几经周折,我找到了聊城市莘县某乡的农民白勇。他曾有两次从一家私立医院购买孩子未遂的经历。他说,他的多名同乡或朋友都成功地买到了孩子。

  白勇有一个儿子,但受当地“儿女双全”的思想影响,他一直想要一个女儿。妻子几次怀孕未果后,他决定花钱买一个。

  2003年,依照当地的惯例,他先是找到一个买过孩子的同乡,又从同乡那里拿到了一名私立医院医生的联系方式。

  在酒桌上,他向医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:女孩,健康,父母最好是外地的,免得将来麻烦。

  大约一个月后,医生告诉他,有个外地大学生在医院产下一名女婴,准备以1万元左右的“价格”出售。医生还向他推荐了一名中介,让他直接跟中介沟通。

  收到消息时已是下午,白勇和妻子商量了一个晚上,决定次日一早交钱领人。然而,当他第二天赶到医院时,才得知已经有人提前交钱,将孩子买走了。

  这让他懊恼不已。两年后,他再次从医生那里得到消息:一名中介带着孕妇来到了聊城,准备出售一个女婴。售价7000元。

  这一次,他不再犹豫,直接带钱赶到医院,和中介签了合同。然而,孩子生下来后,孕妇却舍不得了,死死抱着孩子不放,坐在医院走廊里哭。白勇提出,他想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

  “可能这句话刺激到她自尊心了,她喊,我孩子没病,不检查!然后就跑了。”

  他和中介追了一段,但没追上。无奈下,中介退了钱,他买女儿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。

  2008年,白勇的妻子生了个女孩,总算遂了全家的心愿。

  在聊城,买孩子不叫买孩子,叫要孩子。白勇说:“很多家都要了孩子,不算个事。”

  这似乎也是“张哥”的最大底气。他说,只要买孩子的人源源不断,他的“生意”就永远不会倒台。

  他还说,他只是山东众多“人口中介”中的一员。由于行业的特殊性,中介与买家之间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沟通。所以,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,在山东到底有多少像他这样的贩婴中介。

  6月23日下午,“张哥”主动请客,选了一家餐厅请我吃饭。席间,他再一次承诺,只要钱到位,孕妇要多少有多少。但要见到孕妇,还要再等几个月。

  结账下楼的时候,遇到一个少妇抱着孩子上楼。擦肩而过时,“张哥”扭头看了看少妇怀里的孩子,又诡异地冲我笑了笑,职业病般地低声念叨了一句:

  “看见没,这孩子,值5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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